发布时间：2015年07月06日09: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谋划如何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毛泽东重视从历史人物中汲取智慧。在先秦那些大仁大智的历史人物中，毛泽东特别重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孙子。

毛泽东一生对孔子既有继承也有批判，抗日战争时期尤为突出地阐发了孔子的好学精神、中庸思想和孟子的哲学智慧。

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打败日本侵略者需要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和人民武装队伍素质的提高。毛泽东认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所以，当时延安创办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等多所学校，掀起了学习运动。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学习的任务，其中有句名言：“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我们应取这种态度。”毛泽东大力提倡的“这种态度”，就是孔子的学习态度。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演时说：“从前有个好教员孔夫子，他慢慢地来，弄清了学生脾气，使学生都喜欢，然后好好地教他们，所谓‘循循善诱’。他又学而不厌，随时当学生。如果你们有人会学得厌，就不如他了。孔夫子还有一件事，当先生不打盹睡，所谓诲人不倦。你们出去无论做什么工作，也要不打盹睡，如果倦了，要用钻股法刺一下。”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说：“大家都要努力学习，不可落后，不可躲懒睡觉。从前孔子的学生宰予，他在白天睡觉，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对于我们队伍中躲懒的人，也可以这样讲一讲，但是对学习有成绩的，就要奖赏，有赏有罚，赏罚严明。”

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积极因素

中庸是孔子的道德观，也是孔子的方法论，包含着“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使民以时”“临事而惧”“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内容。

毛泽东肯定孔子中庸思想的积极因素。他指出:“‘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

他认为中庸思想“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一方面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那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你们在学校，一个人自身也有统一与斗争，自己犯了错误，不是要斗争吗？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统一里有斗争，天下万物皆然。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团结而没有斗争，那他就还没有学通马克思主义。”

中庸思想重视平衡。在延安财政经济困难中，毛泽东运用《礼记·.大学篇》生财有大道的观点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垮台的”，呼吁全党重视财政经济工作，重视开源节流。这里强调了“食之”与“生之”、“用之”与“为之”的平衡。

从孟子那里汲取智慧

抗日斗争中，毛泽东从孟子那里汲取了不少智慧。下面讲几个小故事。

孟子认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强调“养浩然之气”。毛泽东阐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失道寡助；中国人民进行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得道多助。我们要发扬浩然之气，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他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指出：“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在抗战一周年时，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在大雨中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毛泽东向抗日阵亡将士献的挽词是“抗战到底，浩气长存”8个大字。

孟子在孔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基础上，指出“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强调了事物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教条主义者“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毛泽东从特殊性出发的思想方法，首先来源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根本方法，但与历史传统上孟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思想方法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孟子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是“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为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有必要的让步，有必要的“不为”。毛泽东指出：“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部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部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正是这种情形。没有红军的改编，红色区域的改制，暴动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实现全国的抗日战争。让了前者就得了后者，消极的步骤达到了积极的目的。”同时，毛泽东阐明合作不能变成混一，不能放弃“有为”，不能没有独立自主，否则，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