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整合问责制度，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有坚强的制度作保证。问责条例的出台，是推进依规治党的必然要求，是规范问责制度、强化责任担当的重要举措。

　　解决问责制度不规范问题

　　现行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119部，其中专门规定12部，包含问责内容的107部。这些制度规定对于推动领导干部履职尽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与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

　　以问责方式为例，原有各类问责规定就包括批评教育、作出书面检查、停职检查、引咎辞职、党纪军纪政纪处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等14种，方式多样但缺乏统一性。除此之外，问责主体不明确，没有准确界定责任概念，没有体现权责对等，对事故事件的行政问责规定多，对党的建设缺失、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的问责规定少等等。

　　只注重追究事故事件责任，其实是仅停留在了问题的表面，而没有抓住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等根本性问题。由于法规制度规范化不足，导致问责在实践中存在随意性大、尺度不一等问题，一些不担责的领导干部没有受到应有的责任追究，影响了问责的严肃性和实效性。

　　问题就是导向。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对问责规定进行整合规范，形成一部基础性党内法规，促进问责工作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党强化问责的实践探索，党内法规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制定条例奠定了坚实基础。时机成熟、条件具备，问责条例应运而生。

　　坚持依规依纪原则

　　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依规依纪开展问责。条例开篇即明确“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正是以党章这个党的根本大法作为遵循，条例第三条规定了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把“依规依纪”摆在第一位。

　　条例不仅把党章规定细化具体化，而且对现行党内法规中的问责内容进行梳理、提炼、归纳、总结。比如，2010年发布施行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要求，“已退休但按照本规定应当追究责任的，仍须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问责条例则明确提出“实行终身问责”，与原有规定精神既一脉相承，又丰富发展，更为凝练坚定，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体现了法规制度建设的与时俱进。

　　在已有法规的基础上制定问责条例，就是要统一思想、加强指导，进一步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释放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信号，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问责条例还注重与其他党内法规的衔接。问责条例与正在修订的党内监督条例、已经施行的党纪处分条例统筹考虑，党内法规中对有关处置措施已有明确规定的，如适用纪律处分具体情形和档次、申诉方式、问责影响期等，条例不再重复。比如，受到组织处理的党的领导干部，按照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安排工作，确定影响期；受到纪律处分的党的领导干部，按照党纪处分条例调整职务，确定影响期。这既确保问责条例重点突出，又有利于形成监督合力，更好发挥党内法规的约束作用。

　　运用党言党语、纪言纪语

　　问责条例是第一部规范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借鉴了制定廉洁自律准则的好经验，高度凝练、简便易行；实现纪法分开，运用党言党语，突出党内法规特色，体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

　　对比2009年发布施行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问责条例采用党言党语、纪言纪语，不套用法言法语，不套用问责启动、问责调查等法律性流程，突出“谁来问、问什么、怎么问”，既简洁明了、要义明确，又务实管用、便于执行。比如，对于问责主体，《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里规定的是“问责决定机关”，条例明确为“党组织”，这就把问责的责任落实到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分解到党的工作部门。再如问责内容方面，问责条例聚焦管党治党，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把维护党的“六项纪律”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的情形纳入问责范围。

　　实现纪法分开、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的另一个表现是，条例把现行各类规定中14种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3种，和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对行政问责已有事项，以及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无论是日常的批评提醒，还是给予纪律处分，都体现着党组织的政治坚定性，检验着把握政策的水平，最终目的是让党的领导干部受到警示，增强担当精神，肩负起管党治党责任，自觉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下去。

　　问责一个、警醒一片。问责条例坚持纪法分开、纪严于法，就是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对那些不敢、不愿、不会担当的党员领导干部，或扯扯袖子，或大喝一声，督促他们增强党的意识，增强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真正把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