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会提出，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举措。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不允许有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全会提出，“要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

字里行间，透出让人期待的信息：执政党正在发力打造关住权力的制度铁笼。

犹记2013年之初，刚刚履新的总书记习近平就郑重承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当时，人们听了痛快淋漓，奔走相告，却也心存疑虑：权力寻租如此猖獗，官官相护，仿佛都连络有亲，还能“关”得住吗？

结果呢，中共中央反腐倡廉的霹雳手段举世皆惊。“不管级别有多高”，曾经气焰万丈的贪官污吏刷拉拉倒伏一大片，“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转眼铁窗人皆谤。民间为贪官“排兵布阵”的表格越列越长，涉及的官职越来越大。哪怕是涉及四五百人之多的辽宁贿选案、衡阳贿选案，一旦盖子揭开，也绝不护短、绝不手软。

舆论在哄然叫好的同时，仍然有些困惑：成果虽赫赫，但会不会是如风过耳的“运动式反腐”呢？是否真的可持续呢？

王歧山当时就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沉疴已久，病入腠理，确需先对症治标，先果断割去腐肉，再调养生肌。

显然，三年多的高压反腐，惩治了众多已腐官员，并形成极大震慑力，为治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那么，如何从根本上杜绝那些想腐、将腐的官员的念想？唯有“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事实上，法治就是关住权力最有效的笼子，宪法就是这个笼子上最关键的那把锁。

一直以来，权力与法律的胶着与较量，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且不说在少数无良官员眼中，所谓法律，只是权力挥舞的杀威棒，以权代法、以权欺法、以权害法的事件时有发生。既便是“好官”、“清官”，也习惯于用批示解决司法案件，以主持公道为荣……

六中全会公报重申：“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在权与法之间竖起了一道“防火墙”。公报还针对一些曾经司空见惯的现象坚决说“不”：对涉及违纪违法行为的举报，对党员反映的问题，任何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不准隐瞒不报、拖延不办。涉及所反映问题的领导干部应该回避，不准干预或插手组织调查……

从2013年习近平喊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王歧山提出反腐治标与治本时间表，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依宪行政，再到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并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执政党的反腐举措，呈现着一条由外而内、从治标到治本的清晰脉络。

曾在漩涡中载沉载浮、此消彼长的权与法的较量，或将以六中全会为“楚河汉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