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四川省眉山市公布了两区四县的四套领导班子共152名官员的姓名、职务和手机号码。据资料显示，利用媒体平台公布官员手机号码的不只四川眉山，长沙、河北承德、南京、昆明、西安等地，都公布过。这一举措在各地落实过程中都引发过热议。（《京华时报》11月23日）

　　自2007年6月开始，眉山就先后多次公布当地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此做法并没有因为当地主要领导的调整而中断，从政策的延续性看，显然是做得不错的。然而，即便持续了多年，这一做法更多仍是在靠惯性维持，而非制度约束力。结果缺乏明确反馈，对公开的号码打不通的问题，也无具体的约束措施，甚至还有部分官员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电话号码被公开了。

　　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大背景下，公布官员个人手机号码，与其说是试图达到实质上的政府信息公开效果，不如说意在展现一种开放的官方态度。问题在于，这种高调的方式，一旦缺乏后续的制度维护与执行，就很可能过犹不及。公开的电话“各种打不通”，显然会让人对政府的诚意产生疑问，引发是否作秀的疑问，因为缺乏具体的制度规范，也可能弱化信息公开在官员心中的严肃性。

　　较之于前些年，舆论对公布官员手机号码的关注度明显在下降，除了因为“见怪不怪”，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为社会对此做法的认识更趋理性。公布官员手机号码的潮流，主要形成于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后。囿于当时网络问政和信息平台没有现在发达，这一做法可视为是地方政府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行动，不管效果如何，至少代表了一种积极态度。但在各类网络问政平台层出不穷，增进政务沟通、降低民众问政门槛完全有替代工具的今天，公布官员手机号码已不再是最优方案。

　　从政务微博到政务微信，再到近年来所提倡的“互联网+”政务，助力政府信息公开的各类平台建设可谓方兴未艾。这不光为了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跟上社会信息交流工具的升级步伐，更试图打破过去那种单向度的政务沟通模式。相较于公开领导的手机号码，无论是微博、微信问政，还是各类政务信息平台，都需要专业化的团队运营，除了接收民众的意见与问询，及时反馈处理进度，还要主动寻找线索、解决问题，实现政务服务与民众的双向互动交流。而这也是现代政务服务的应有范式与发展的方向。

　　还需要注意的是，公布官员手机号码，所默认的“有事找领导”，至少在理念上与现代政务服务所倡导的专业化、扁平化有出入。民众一遇到问题，习惯找领导解决，就是常规化的政务服务机制未能满足民众需求的表现。要实现政务服务的高效，势必就要让民众清楚知道遇到问题该找谁，并且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而不是先给领导打电话，笃信“领导出面事情才好解决”。这既不符合现代政务服务的分工与协作精神，也影响到政务服务效率的提升。

　　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不是不可以，但要做好政务公开却不能止于此，更要看看其他的政务沟通是否真正做好了。若民众对领导手机号码的需求依然强烈，只能说明常规性的政务公开与沟通机制，依然不够健全。而只用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来展现政务沟通诚意，也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失之粗暴与浅薄。何况，官员的办公电话确实应该公开，但个人手机号码，毕竟在个人隐私与公共信息的界定上仍有模糊，是否应当一并公开，也还存在着争议。